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已从宏观政策层面的动员转向深层体制机制的变革。法治是改革的“黏合剂”与“催化剂”，长期以来，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各自法律轨道并行造成的发展壁垒，急需建立制度开放、协调融通且具有前瞻性的制度规范，为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转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以宪法为统领，通过“小切口”立法和备案审查破解制度梗阻 审视当前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仍存在制度壁垒与实践环节脱节的问题。长期以来，以法律部门或领域划分为基础，形成了教育法、科技法、人才相关立法分属不同法律领域的格局，制度的制定或参与主体、执行主体、保障主体分别为教育部门、科技管理部门、人社部门等。法律制度之间关联性较弱，联动性与衔接性不足，容易造成制度供给碎片化、割裂化的问题，极大限制了教育赋能科技、科技牵引人才、人才激活创新的协同效能释放。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更是贯彻宪法规定、保障宪法实施的内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与科学事业，第四十六条与第四十七条则赋予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从事教育、科学、技术等创造性工作的自由，并规定国家对此给予鼓励和帮助。这些宪法条文共同搭建起“教育筑基、科技转化、人才引领”的协同共生体系。 在宪法统领之下，构建系统完备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法律体系，需要在坚持现有法律基础上，统筹推进立法的体系化、协同化和前瞻性。当前，我国已搭建起以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等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步入一体化改革的深化阶段，仍需通过“立、改、废、释”等多种途径化解法律间的冲突重叠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科研大模型等前沿领域，立法工作既要健全新兴领域的制度规则，填补制度空白、防控发展风险，也要为创新实践预留制度弹性。为此，应秉持“先立后破、破立结合”的工作思路，一方面推动人才引进管理、高校科研治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交叉领域的立法突破，通过“小切口”立法逐个破解具体体制障碍。另一方面，依托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清理等方式，及时修补和废止制约一体化发展的陈旧制度，重点指向“五唯”评价残余、职称评审中的资历门槛，以及事业单位薪酬分配中与知识价值贡献脱节的过时规定。 以机制变革为核心，破解一体化发展的结构性壁垒 精准识别阻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法治化建设从宏观顶层设计落地为微观实操举措的关键环节。 深化一体化机制变革，关键在于实现从部门分治向协同治理的模式转型。在法治层面，要重新界定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力量及各类创新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首要任务是构建以“去行政化”为导向的治理架构，切实纠正管理中的官本位思维，避免将党政干部的管理模式简单移植到教育教学与科研一线。例如通过完善事业单位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充分的人才评价与激励自主权限，建立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其次，针对教育供给侧与科技产业需求侧的差距，打通信息与人才两类核心要素的流动通道。例如，建立完善的国家资历框架与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使人才培养的规格能够精准对接科技前沿与产业变革。这要求立法部门不能仅关注单一领域的法律修订，更要通过跨部门的综合性法规、规章、政策构建覆盖产学研全链条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为要素的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 在人才激励与成果转化层面，机制变革应聚焦于释放微观个体的创造活力。当前，制约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往往集中在“人”的评价与“成果”的归属上。为此，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坚决破除“五唯”等唯数量论的评价倾向，构建起分类评价、长期评价与贡献评价相结合的新模式。特别是要细化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关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实施细则，解决高校和科研人员“不敢转、不能转”的顾虑。通过完善尽职免责机制与兼职取酬制度等，建立起稳定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激励环境。同时，应前瞻性地布局高科技人才引进与技术移民配套制度，提升对全球顶尖智力资源的吸引力。 以权益保障为归宿，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督救济体系 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督救济体系，不仅是为化解个案矛盾，更是为了通过法治手段确保教育科技人才在统筹推进中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涵盖内部监督、行政复议、仲裁和司法诉讼的多元救济框架，但在一体化协同的背景下，这些机制仍面临衔接不畅、专业深度不足以及覆盖范围存在盲区等现实挑战。 完善监督救济体系的逻辑起点在于强化创新主体的内部治理，建立以学术专业性为核心的内部监督机制。教育与科研活动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司法审查或行政介入往往难以完全替代同行评议的价值判断。因此，应充分发挥学位法中关于校内学术复核机制的示范效应，将其推广至科研诚信评价、职称评聘及学术争议处理等更广阔领域。通过强化学术委员会、科技伦理委员会等组织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使其在专业争议处理中发挥应有作用。 在行政救济层面，应确立行政复议作为化解一体化改革中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地位。针对一体化改革中涉及的行政许可、行政给付及科研项目管理等纠纷，应提升行政复议接待受理与争议化解的专业化水平，尤其是要探索建立针对科教类案件的专家咨询制度。同时，必须打破内部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的制度壁垒，建立健全校内申诉、学术复核与行政复议的顺畅衔接路径。既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又通过行政监督职能的发挥，倒逼高校与科研院所依法治校、依法治研，提升一体化管理效能。 司法保障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着力提升对教育科技领域复杂矛盾的专业化审理能力。面对成果转化、产权归属、科研评价等日益专业化的纠纷，在审理涉及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案件时，司法机关既要完善对高校校规的附带审查制度，确保校内规则不违背国家法律准则，也要加大对科研人员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妥善处理涉企民商事纠纷。此外，还应拓展仲裁在科教领域的适用空间，利用仲裁灵活、保密、高效的特性解决争议。 【中国教育报】刘璞：以法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https://paper.jyb.cn/zgjyb/html/2026-04/29/content_144743_1949415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审议通过，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体系化的重要标志。该法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对教育、文化、社会治理、区域发展、监督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体现了把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制度规范和治理实践的鲜明导向。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这离不开扎实的理论支撑、高质量的人才供给和科学的智力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七条明确对国家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强研究阐释、人才培养、优化学科体系等提出要求。作为法治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主阵地，高校兼具知识生产、理论阐释、制度研究、人才供给和社会服务等多重功能，特别是相关区域行业类院校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领域有着长期积累优势，更应以优化学科建设和推进科研创新为抓手，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落地生根提供法治力量。这既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现实要求，也是行业类院校服务国家战略和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 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主阵地 近年来，全国高校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和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理论研究、平台建设、课程改革、实践转化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积累了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 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化，法治保障议题渐呈热点。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议题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域，愈发强调国家认同、共同体建构和法治保障等核心方向。特别是在法治保障领域，相关研究逐步从一般性政策解读向制度逻辑、法理基础和实践机制拓展，围绕宪法与国家建设、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国家安全法治等方向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一些高校从宪法、法理学、民族法学、政治学等视角，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性表达和法治化实现，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提供了学理准备。如beat365游戏平台依托法学学科传统和西北地区区位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起即持续关注民族事务立法和依法治理相关问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理基础、国家安全法治、文化法治等方面有较深厚的成果基础，形成了具有辨识度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集群。 研究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多学科协同格局初步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开放性和复杂性，高校多以交叉学科打造研究平台和团队建设为抓手，推动理论研究、课程建设和社会服务一体开展。如广西大学立足民族地区高校办学定位，创新构建“课程育人、全学段覆盖、党建引领、交往交融、理论支撑、社会服务”的“六位一体”育人体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全过程。中央民族大学则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组织全校力量开展课堂教学案例建设，推动情境教学、跨学科融合和大中小幼一体化衔接。内蒙古自治区依托高校研究基地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形成课程同备、师资同训、课题同研、资源共享的工作机制，推动思政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发展。平台化、团队化、协同化的发展路径，提高了科研组织化程度，增强了高校服务法律实施和国家治理的能力。 社会服务品牌特色鲜明，高校智库功能显著增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实施，需要政策咨询、人才培训、地方服务和国际传播等多方面协同发力。高校积极参与民族事务法治化建设与相关立法实践，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立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供智库报告和决策咨询，提升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区域专业类院校在服务边疆稳定和民族地区治理方面作用独特，如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安全风险防范、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涉民族舆情风险应对、基层依法治理等议题，面向政法系统和基层治理部门开展专题培训。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参与国际人权机制讨论、举办主题边会等方式，主动讲述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真实故事，增强中国叙事的国际传播力。 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推进，课堂主渠道作用持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明确要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高校将相关内容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依托课堂教学主渠道，围绕课程目标设计、内容整合、情境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通过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和协同育人等方式系统推进。如广西大学基本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本科生全覆盖，并将相关内容融入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思政建设。部分高校尝试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法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整体性和针对性。 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知识供给水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后，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系统性要求。尽管近年来相关成果较为丰硕，但也存在内容同质化、成果影响力不足及研究阵容相对单薄等不足之处，需要以问题为导向，政府、高校、智库等多元主体协同努力。 进一步缓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的供需矛盾。基础理论研究积累尚显单薄。传统的民族法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制度史的梳理或单一政策的法律化，对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法治中国建设全过程，具有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特征的原创性、体系化成果相对较少。当前，学科设置仍以固定的学科边界为主，学科资源整合、交叉平台建设、成果评价方式等方面协同转化还不够顺畅，未能有效形成跨学科研究合力。教育科研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精准度也需提升，国家急需的民族事务法治化研究领域在平台、资金和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存在投入不足的情况。 进一步增强复合型师资整合建设力度。从研究和教学的实际需要看，教师既要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也要掌握法学理论、民族事务治理，还要了解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具备政策研究和社会服务经验。部分高校虽设立了围绕这一方向的研究基地、跨学科智库等平台，但专门从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研究的高水平复合型师资仍显不足，尤其是从事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需要的复合型师资缺口更大。从现有师资培训情况来看，多按照传统单一学科进行培养和考核，教师跨学科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不足，易出现“有平台、缺骨干”“有课题、缺协同”问题。加之当前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体系仍按单一学科标准运行，教师参与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和持续性亦受到制约。 进一步推动课程建设与教材体系完善。课程是教育实施的基本单元，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支撑。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课程和教材已经逐步推开，但从法治保障视角系统展开的课程和教材仍有缺口。现有教学内容多分散在思政课程、民族理论课程、宪法课程、国家安全课程之中，尚未形成逻辑清晰、内容完整、层次分明的课程群。部分课程内容泛化、案例单一、理论深度不足，课程实施不完善、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突出。从法治保障角度推动课程体系建设是高校面临的难点之一。 进一步促进研究成果与制度实施之间高效转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以后，对地方立法配套、教育系统落实、干部培训、文化符号阐释、跨区域交流机制、边疆稳定法治保障等都提出新要求，需要高校提供扎实的政策研究和实证支撑。长期以来，高校成果多着力于理论讨论和原则阐释层面，对地方实践、制度运行和实施效果跟踪不足，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民族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中，通过问题导向推进有组织科研，推动研究进入法律实施场域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着眼点。 完善体制机制、挖掘制度潜能，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理论力量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后，推进民族事务法治化的现实需求对高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关部门应支持高校依托多学科协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法律实施提供稳定、持续、专业的法治力量。 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进有组织科研。应注重顶层设计，国家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相关区域行业类院校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领域的积累优势，在资源统筹方面打破固有的学科藩篱和资源配置固化思维。支持一些高校依托法学优势开展跨学科有组织科研，激活重大课题委托、联办学术会议、跨学科工作坊、系列调研等机制，实现协同攻关和重点方向的科研突破。持续推进中国法学与民族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开展制度研究；围绕民族地区安全稳定的法治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形成兼具法理深度与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创新涉民族人权外宣和国际传播话语，阐释好中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世界意义、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对世界范围内民族事务治理的制度探索意义等理论与实践命题。 创新学科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在学科设置上，应积极打造“法治+民族事务治理”“法学+共同体建设”“国家安全+民族治理”等交叉方向，形成稳定的特色研究领域和学科增长点。打破院系壁垒，组建跨学科导师团队。将法学的规范分析、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历史学的深度梳理和传播学的数据实证有机结合，产出既符合法理精神，又契合民族地区实际与国际传播需求的高质量学术成果。要完善课程教材体系，打造精品课程群，加快教材和案例资源建设，形成兼顾学理性、实践性和可教学性的教材体系。 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打造教研共同体。要强化青年教师跨学科培养机制。通过联合培养、学术交流、实务挂职等方式，提升教师的法学理论素养、民族工作认知和现实问题研究能力。推动建设名师工作室、虚拟共建教研室等跨学科的联合教研共同体，推动“科研—教学—实践”一体化发展。改革评价激励机制，建立符合交叉学科特点的学术评价机制，引导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民族法治建设的一线问题；把智库成果、调研报告、立法咨询、培训贡献、国际传播成果纳入教师综合评价，实现从“重论文发表”向“重理论创新与现实贡献并重”转变。依托学校平台，形成稳定的研究梯队和协作网络，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共同体。 对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需求，推动成果转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阐释和研究，民族学界、法学界都应从服务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方略、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出发，推动相关工作。要建立起对民族地区、民族事务法治化常态化调研机制，坚持“典型地区+重点问题”的原则跟踪调研，如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地方实施和配套立法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对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进行周期性评估等。应借助相关区域专业类院校长期承接国家有关部门专项调研任务的良好合作基础，形成年度调查报告、地方立法评估报告、法治政府建设报告、舆情专报等成果，持续为地方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完善、文化遗产法治保障、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等提供支持。 打造特色学术品牌，提升法治贡献度。应发挥区域专业类高校定向精准开展民族边疆地区人才培训的优势，主动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开展干部培训、基层治理培训和法治能力培训，围绕民族事务依法治理、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涉民族舆情风险识别进行专题服务。还可发挥国家级人权基地的平台资源整合力，主动承办国际会议的主题边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增强中国民族工作和中华文明叙事的解释力与感召力。发挥如beat365游戏平台这类专业类院校的学科优势、地缘优势和平台优势，统筹资源打造面向边地、服务全国、辐射国际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研究高地，培养德法兼修、理论扎实、立场坚定、具有国际表达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加强法学教育和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应注重精准科学的资源配置，激活高校把法律要求转化为学科建设任务，把时代命题转化为理论创新方向，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法治服务的能力，为在法治轨道上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法治力量。 【中国民族教育】常安、郭淼：以优化学科建设和推进科研创新为抓手 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https://mp.weixin.qq.com/s/OU0bcj04Yi0KWG93erpl9g